如何评价明朝

1. 如何评价明朝

······最近看了一本《清代禁书总述》，我大略翻了一翻，看看里面列出的书籍真是五花八门，蔚为大观，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那就实在不知道清朝的统治者肚子里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

所以我们就从葡萄牙人曾德昭写的《大中国志》一书来管窥明朝！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对当时处于明朝末期的中国，应该说了解还是比较透彻的。

　　当然，曾德昭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停留在南方，根据记载，他“复入内地后，留居浙江数年，居杭州时为多”。而南方远比北方富裕繁荣，难免让他的记载显得不够全面，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的对照判断，因为要知道马嘎尔尼访问满清的时候，也是从南方再到北方的。而马嘎尔尼记载下的中国南方都是那样的令人厌恶丑陋。
　　
　　下面我摘录一些曾德昭的记载
　　“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仅数数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的，不是运货的”
　　“所有的省都不乏长寿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见许多精力旺盛和健壮的老人”
　　“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
　　“中国人特别喜欢花，他们有非常美丽，但不同于我们的花。我们有的，他们也有。有一种没有甚么味道的丁香紫罗兰。他们极力在园子里种植全年各个季节的花，在园里，它们看来很希奇。”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805万5180人人（引者注：明末中国人口至少在两亿以上，应该接近三亿。这也可以和曾德昭这里的记载相印证，5千多万的人口不包括女性，不包括儿童，也不包括文官阶层，应该还不包括一大部分的流民和商人阶层，所以接近三亿应该是保守的估计）”

“这个国家的财富值得称羡，从上述可以看出，除盛产各种谷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东西以外，他们还把所有东方最好最贵重的商品售卖给外国人。”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
　　
　　“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
　　“（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
　　“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那些仅住在澳门和广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说是处于不断的战争状态，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仆和中国人之间每天都发生矛盾冲突。……但在中国其他省份和内地，如我们所述，他们恭敬有礼的和我们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作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要利息”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他们生产的某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



老实说，在曾德昭的记载中，最让我注意的并非是关于物质财富或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是这一段话：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这样的评价和长期以来灌输给我们的明朝中国人的形象大概是完全不符合的吧，一直以来，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的明朝中国的形象都是，首先明朝和清朝是一样的，所以明清明清，总是放在一起说，其次，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是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观天，以天朝上国自居，对西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等等。
　　这样的灌输，当然根本是错误的。最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明朝和清朝混淆起来，实际上明朝是明朝，清朝是清朝，从明朝到清朝，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气质和心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明朝的中国人眼界宏大，心胸开阔，能热情积极的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的事物，这从曾德昭的记载中也得到了证明！当然这与郑和下西洋有很大关系。而到了将近两百年后的满清统治下，那个“英明圣武”的乾隆皇帝写出的却是这样愚昧的令人鄙视的文字“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其实我在过去的文章已经指出明代的人心态普遍是积极开放，豁达自信，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并且用大量的事实加以证明，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一直做到兵部尚书的王廷相就已经在中说
　　　　　“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

　　　　王廷相认为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那就是老天太偏心了。
　　　　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于对于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再看看艾儒略记载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胸襟见识不凡。
　　　　
　　　　再拿一个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满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这又是何等豁达，是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的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
　　　　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驱除.明军当时的将领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溃不成军，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军俘虏，就连从暹罗开往中国的葡萄牙船只也大部被捕获．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军覆没，只得连夜溃逃而去．汪鋐在屯门打败了葡萄牙人之后，缴获了许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发展的潜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进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马上听从了汪鋐的建议，并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当敏锐的紧跟整个世界的动态，一发现最新式的火器，马上就是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且自身独立研制和创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到最后无论在火器的研制还是火器的装备规模上已经有反超西方的趋势。

2. 明朝永乐年间每年国家财政收入是多少？

明朝永乐年间的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万两白银！

3. 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多少？

希望对你有帮助：楼主，每个时期的都不同的，为楼主介绍一下 明代太宗实录47卷：永乐4年，天下户口968万，口5152万。赋税：3070万石，布锦136万匹，丝绵29.9万斤，课：钞766万锭，铜2549斤，铁82000斤，铅46600斤，朱砂2080两，茶199万斤，盐139.7万引，军屯粮食1979万石。  孝宗实录第21卷，弘治元年：天下户口911万，人口5020万，田赋：米1956万石，麦677万石，丝36700斤，棉265万斤，布115万匹，。户口钞8842万贯，，杂课钞7300万贯，，盐课204万引，茶课89000斤，军屯粮食293万石，减免税粮798万石 熹宗实录第12卷：天启元年，户口983万户，口5165万，田地743万顷，田赋米2149万石，麦430万石.......浙江，南直隶解运北京太仓325万两白银，铜钱3100万文，糟粮400万石，北直隶和山东3府解送兵部120万两白银，另各省解送新兵军饷白银538万两。

4. 评价明朝

你的看法不公平。
先回答你的基本印象，明朝的宦官专权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你可以数数，其他还算本分，不服比唐；奸臣哪朝都有，且正直的如于谦海瑞也不少；后宫这个算干政么？只能说比较乱吧，比比慈禧武氏吕氏；万历不上朝，但他在位时三大征都胜了。考古人员打开他的陵寝（这专业）发现他两腿骨长度不一致，很可能患某种病， 如果真是如此躲在宫里批文件，大事召见内阁也算情有可原（前提是有在大病）；太祖嗜杀是疾贪，恐怕很多平常人也有这种想法怕也就他实现了，成祖为了稳定政权，谁让他抢了一个深得人心的仁君（由他爷爷作对比）的位子；崇祯赶上倒霉，无力回天，再者性格不好，凭良心说袁崇焕这英雄怎么都像敌人给包装起来反衬崇祯的，再说杀他不是因为谋反，而给出的理由条条属实，老百姓也恨他怕总有些来头的。
风阳那个嘛，传说是因为朱老把有钱人迁了很多去他老家显富好建都，结果这些人想家化成叫花子回家，让人感觉每年都受灾（此荒并非史实，而是这些人因个人所需所创造的歌词）。
相反，明的东林党和复社有了现代政党的雏形，内阁内廷皇帝的权力制衡，明朝的諌臣也相当的有胆，特务也是帝王无奈的产物。只是可惜明的制度什么的还有税收有点问题，大臣斗的厉害，政治能力受限，再碰到天灾，就悲剧了。。。
相反：明朝有大量思想家，像王阳明及其弟子分成的王门七派。
而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要算也应算徐光启。
在近代“五四运动”时，中国人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晚明。自16 世纪中叶至17 世纪中叶100 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
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 吨，到了17 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 吨。《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中列举唐宋元明的铁产量：唐元和初年，每年为207 万斤；北宋治平年间是824 万1 千斤；南宋初年是216 万2144 斤（不包括金国）；元朝中统四年（1263 年）584 万4000 斤；明朝永乐初年是1957 万5026 斤；
商业的空前繁荣；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顺便说一下，郑成功家族就是靠海上贸易发财的，其父郑芝龙和料罗湾海战可以与鸦片战争相比但结果不同，楼主可以查一下，郑成功之所以能与清军对抗也和其富可敌国的家资有关。
明朝的赋税也并非我们所想的那般。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中说：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 万两白银（商业税——引者注）如果按照16 世纪晚期1 亿5 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只有17 文铜钱。帝国早期，有400 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 世纪早期仅存112 个。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1568 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 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 两。
。同政府的税收相比，明代商人的收入则“高”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政府试图增商税时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分别是代表商人利益的文官集团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和基层特别是商人阶层的抵抗阻挠。。明朝政府过低的赋税，使得国家稍微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大的军事行动就陷入困境。甚至皇宫的财政开支亦受牵掣。这就是万历时期和崇祯时期几次增加赋税的背景，以及所谓万历贪财原因。政府的应急处理能力十分有限。
17 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末期，中国连续发生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而且当时的自然灾害是全球性的。有人研究认为，由于传播鼠疫的跳蚤不喜马而使以骑兵为主的满清军队受鼠疫影响不大，而明军和农民军都曾先后大规模爆发鼠疫流行而丧失战斗力。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轻易攻占，而搜出七千万两财富的李自成军队旋即惹得鼠疫疾病而迅速丧失战斗力，导致败走北京。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困难。明朝极低的税收所造成的社会治理能力低下，罕见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瘟疫，以及政府无力赈灾和发饷导致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兵变，给明朝带来的是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打击的后果。后来的清朝缘故，我们对明朝的印象很明显被人误导了，总觉得明不如清。
当然，我原来的想法和你一样，不过听了明朝那些事后，又自己看了看相关史料和评论，想法就变了，给你推荐一下两本书，《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或许几百年前的当场的老外能给你一些更多的启示。

5. 明朝财政政策利弊

明代税收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节俭为上的保守思想，明代的社会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以传统农业为基调的局面。在国家财政税收上则表现为农业税的主体地位，驱逐了蒙古入侵者后，久进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 

　　在战前的宋朝，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6000万贯，即使这其中含有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到宋朝每年多达3500英吨的铜产量和5000英吨的铁产量，这样的财政收入在中国王朝史上也应该是登峰造极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财政结算单位全部以贯来进行。换言之，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数目化管理”的雏形。 

　　而到了明代，多年的战乱加之政府管理不慎导致的宝钞信用破产，财政结算的方式反较之宋代大为落后。明代前期对金银严格管制，禁止民间流通，税收也以征收实物为主。当时田税的结算单位是石，这是古代通用的谷物计量单位，明代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107.4市斤。无论白米和小麦，一律以此结算并在统计时进行简单相加，田税的交纳单位是亩，1亩＝240平方步＝6000平方尺。朱元璋曾经试图因地制宜地详细划分每亩田地的税额。但是纵观帝国上下，亩产从西北的不到半石到江南的超过4石，差距多达8倍，在无法精确管理的古代，模糊才是最好的原则。几乎在明朝建国初始，帝国的田税就差不多稳定了下来。在永乐年间，帝国田税基本保持在3200－3300万石，可是鉴于永乐皇帝大规模远征蒙古，七下西洋，大修北京城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开支，以极低的代价作为额外徭役转嫁到了税户身上，成为了一笔不可考的隐性税收。 

　　永乐年间的重税使得民间不堪负荷，于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户拒绝缴税的事件。为了平息民间的怨气后来的皇帝轻微的调整了税额，使之长期维持在2500－3000万石的水平。然而，征收实粮不仅对官方而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民间，它更是及其沉重的负担。把粮草从主要产地江南运送到北京，成本数倍于粮食本身，而这些耗损都必须由税户自己承担。因此，官方允许把田税的部分或者全部，以折价成银两或其他实物的方式缴纳 

　　以云南为例，用贝壳或水银缴纳都是允许的，考虑到白米和小麦的市价不同，各地运费也有差别：一石的折价最少0.27两，最多1.8－1.9两。田税除部分交到国库太仓府外，相当部分留在各地官府供地方财政使用，在会计帐簿上也仍然采用石予以结算。除了田税外，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种税名，桑茶畜牧等也需要缴纳各种农业税。而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则是盐税，盐税源于官方的食盐专卖，结税单位是人。因此往往也可作为估计人口的依据之一。通常盐税收入相当于明朝田税的10％左右 

　　除以上收入外，明朝还可以通过种种合法抑或非法的途径获得几乎与盐税相当的收入。这不仅包括对手工业者的税收，还包括买卖官位等等。

虽然这个财政危机的问题，就连过去的地球人，比如明朝人自己都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同其他朝代相比,明朝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庞大的军费。因为军屯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对比一下养兵却不愁军费的宋朝。不展开谈了。

第二，奢侈的皇室生活，无节度的开支。具体的如五千两白银修一扇窗户；火星人都知道的事实,也不讲了。

第三，宗亲功勋。明朝宗室人口增加的特别快，洪武年间只有几十人，至明中期有八万余人，国家财政不胜负担。
对比一下汉朝，宗室功勋经常因为犯法而剥夺侯爵，像刘秀种地,刘备织席贩履这样的一介平民很平常。唐、宋宗亲或者为官，或者为民,不白吃白喝国家的。明朝则是分封列爵，不农不仕，吸民膏髓。

嘉靖时，天下财赋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尤其是山西河南二省，赋税的粮全算上都不够这两省的宗室禄米一半之用。而且这些人连同功勋，坐享优厚的俸禄，疯狂霸占土地，建立庄园，而且经营店铺者极多，总之，通过各种途径分割国家的部分土地，税权和其他经济利益。经常恃势巧取豪夺，气焰极其嚣张。等到明亡之际，多数藩王又起不上什么作用，很多还吝啬已极，不肯捐产助国，

第四，文人享受的待遇和特权过高。生员和退休官员都享有免役特权；到明朝中叶，这些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地主富户
科举道路走不通，就采用捐纳的办法，拿钱买一个官衔，借以逃避差役。文人也经商，或者和大商人勾结，挖国家墙脚。千方百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

第五，官僚体系过于冗杂。举个例子，周朝有丰镐、汉朝有四都，都是有名无实。只有明朝搞了个留都，什么都double一下，在明亡的时候又没有起多大作用。

第五，通货紧缩。以上四点基本上是史家的共识，而这个是我根据明人靳学颜的一篇奏疏想到的。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铜板的金属货币。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银子就越来越值钱，虽然有海外流入的白银，但这一趋势长期存在，豪势乘物价贱的时候收，贵的时候卖，于是银子大多积攒于豪势手里深藏，这么沉淀下来后，流通领域里面的银子越发减少。明朝初年倒是试过发行过钞票，不过因为太贪婪而滥印，仅十几年就永远失去了信誉，政府强迫也不管用。

6. 明代的税收及财政情况是如何发展的

明代税收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节俭为上的保守思想，明代的社会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以传统农业为基调的局面。在国家财政税收上则表现为农业税的主体地位，驱逐了蒙古入侵者后，久进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  在战前的宋朝，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6000万贯，即使这其中含有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到宋朝每年多达3500英吨的铜产量和5000英吨的铁产量，这样的财政收入在中国王朝史上也应该是登峰造极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财政结算单位全部以贯来进行。换言之，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数目化管理”的雏形。  而到了明代，多年的战乱加之政府管理不慎导致的宝钞信用破产，财政结算的方式反较之宋代大为落后。明代前期对金银严格管制，禁止民间流通，税收也以征收实物为主。当时田税的结算单位是石，这是古代通用的谷物计量单位，明代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107.4市斤。无论白米和小麦，一律以此结算并在统计时进行简单相加，田税的交纳单位是亩，1亩＝240平方步＝6000平方尺。朱元璋曾经试图因地制宜地详细划分每亩田地的税额。但是纵观帝国上下，亩产从西北的不到半石到江南的超过4石，差距多达8倍，在无法精确管理的古代，模糊才是最好的原则。几乎在明朝建国初始，帝国的田税就差不多稳定了下来。在永乐年间，帝国田税基本保持在3200－3300万石，可是鉴于永乐皇帝大规模远征蒙古，七下西洋，大修北京城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开支，以极低的代价作为额外徭役转嫁到了税户身上，成为了一笔不可考的隐性税收。  永乐年间的重税使得民间不堪负荷，于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户拒绝缴税的事件。为了平息民间的怨气后来的皇帝轻微的调整了税额，使之长期维持在2500－3000万石的水平。然而，征收实粮不仅对官方而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民间，它更是及其沉重的负担。把粮草从主要产地江南运送到北京，成本数倍于粮食本身，而这些耗损都必须由税户自己承担。因此，官方允许把田税的部分或者全部，以折价成银两或其他实物的方式缴纳  以云南为例，用贝壳或水银缴纳都是允许的，考虑到白米和小麦的市价不同，各地运费也有差别：一石的折价最少0.27两，最多1.8－1.9两。田税除部分交到国库太仓府外，相当部分留在各地官府供地方财政使用，在会计帐簿上也仍然采用石予以结算。除了田税外，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种税名，桑茶畜牧等也需要缴纳各种农业税。而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则是盐税，盐税源于官方的食盐专卖，结税单位是人。因此往往也可作为估计人口的依据之一。通常盐税收入相当于明朝田税的10％左右  除以上收入外，明朝还可以通过种种合法抑或非法的途径获得几乎与盐税相当的收入。这不仅包括对手工业者的税收，还包括买卖官位等等。在西元1570－1580年间，明财政收入如下：

7. 明朝的财政状况如何？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么？

明代的财政支出中有很大部分是为了供应北部边疆地区，防备今天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的入侵。永乐时期还常常采取主动进攻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往往耗费太多人力物力，游牧民族也不是待在某个地方等着你来进攻，所以永乐以后就基本不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了（除了那次意外的土木堡之变），在所谓九边地区建立大量的防卫体系和大规模的驻军。
人数这么多，那么军饷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应付军饷主要采用几种方式：屯田；民运；京运。屯田主要是军屯，但永乐以后大量屯地被私人占据，军屯的收入也就急剧减少。民运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但边关一带的土地也比较贫瘠，民运一般是将粮食从数百里之外运到边地去。后来这些负责民运的人也嫌麻烦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雇佣专门的商人处理这件事情。再到后来民运也行不通了，就不得不依靠中央财政拨款，拿着银子到边关附近买粮食再供应当地的军队。中央的财政拨款到最后占了很大比例。那么银子从哪里来呢？
江南是明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当然今天也是。江南的赋税收入占了明代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所以江南的税收得起来，朝廷的财政收入就多一些。苏州府一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一些偏远地区的布政司（省）的收入还多。南直隶地区的财政收入之所以如此之多，就是所谓的“江南重赋”，官田的租额要远远高于民田的赋。其实官田和民田都是私人占有的土地，只是历史上官田是宋末贾似道收购的宋代的国有土地，其地租很高，到明代的时候就延续了原来的租额。到正统年间，很多官田就因为天灾或者重赋等原因被抛荒或着以“飞洒”“诡寄”等方式隐匿了。这样一来官员为了达到“原额”就不得不将多余的赋税摊派到其他的土地上。如此循环下去，官方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剩余的土地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赋税。长此以往是容易出问题的，而且朝廷也很难收的起税了。所以正统年间开始有所谓的“周忱改革”，简单来讲这次改革就是不再区别官田民田，把赋税按照田地的肥瘠程度划分等则，以一定比例征收田赋，而且田赋的征收是以银子为结算手段的。从正统年间开始，以江南地区为主的财政改革就逐渐展开了。大体的趋势是实物折银，赋税的税种逐渐减少（实际上就是把赋税之外非法加派的杂税也算进去合为一种税）。同时劳役也按照一定比例折成银子结算，以每户所拥有的土地作为缴纳多寡的标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改革开始无意识地出现一种“量入为出”的观念，官员每年需要预估本年度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再按照这个额度征税。
正统年间到万历年间的一系列改革实际上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内容。所以，与其说一条鞭法是张居正的发明，不如说只是张居正对之前的一系列财政改革的承认。明代的财政体系到张居正的时候已经较为完善了。可惜万历三大征，加上后金崛起，朝廷又不得不加派”三饷“，在原有征税的基础上又增加赋税。地方不堪重负，农民暴动和奴变此起彼伏，明朝也就被李自成灭掉了（其实也就失去了半壁江山）。
明代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盐法败坏，与盐法息息相关的钞法也很早就废弛了（就是纸钞）。现在研究盐法改革的人也很多，但是我不太懂不好瞎说。实际上学界对万历以后财政体系变化的了解也极少。因为万历时候申时行编了万历《大明会典》，因此这一时期以前的问题有完整的材料去研究。但万历后期到崇祯时候的情况如何就只好进到海量的史料里去碰碰运气了。

8. 如何评价朱棣其在位期间五件大事的功过得失？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任皇帝，也是明朝历史上评价最高的皇帝之一。后世有不少人认为，如果明朝只能选出两位好皇帝，那么有资格入选的也只能是明太祖帝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了。然而随着现代对明朝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朱棣身上许多负面事件被不断发掘出来，其人物形象逐渐变得模糊。那么问题来了，朱棣究竟是不是一位好皇帝？
首先夜读史书在此要明确一点，好皇帝和好人是两码事，在评价一位帝王的时候，不能简单以其个人的道德水准来给出好评或者差评。因此我们在下文中将主要讨论朱棣在位期间五件大事的功过得失。
一、五征漠北
在朱棣的诸多成就中，五征漠北往往被排在最前面，因为对于古代的帝王来说，开疆拓土就是最大的丰功伟绩。那么朱棣五征漠北的结果如何呢？《明史》中记载“六师屡出，漠北尘清”。也就是说，明朝大军横扫漠北。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明军横扫漠北并不意味着将漠北纳入了明朝版图。事实上，朱棣五次亲征漠北追击元朝残余势力，虽然这些战斗全部取得胜利，但明朝北部的边患问题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每次打击完一个蒙古势力后，另一个蒙古势力又开始崛起。直到朱棣去世时，北方的蒙古问题仍和他登基之初的情况几乎一样。
不过，五征漠北也并非完全是瞎折腾，在明朝持续地打击下，漠北蒙古各部无法重新统一。所以朱棣在位期间，北方边患问题虽然没得到有效解决，但也没变得更糟糕。客观地说，五征漠北虽然不能算功绩，但也不能因此指责朱棣劳民伤财，耗费人力、财力。

二、占领安南
朱棣的另一项军事成就是占领安南。不过与五征漠北相比，占领安南对明朝而言就是一次真正的灾难。朱棣原本安排明军出兵安南是承诺扶持当地贵族作为傀儡政权，可是当明军完成得胜后，朱棣却食言吞并了安南。在此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安南各阶层人民不断反抗，明朝方面花费了极高昂的代价才勉强维持住了在安南的统治。后来朱棣去世，他的继任者很快就决定放弃这块让明朝耗尽国力的属地。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朱棣的安南政策并不被他的继任者所认同。

三、下令编修《永乐大典》
朱棣在登基称帝后不久就下令由解缙和姚广孝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一身的大成之作，这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永乐大典》。该书从开始编修到完成共历时五年，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3.7亿字。《永乐大典》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超级百科全书。因此，这件事情确实能算得上是朱棣的一件大功。不过让人遗憾的是，由于战乱、火灾等原因，如今《永乐大典》仅存800余卷散落世界各地，一部超级鸿篇巨著仅剩一点凤毛麟角，实在令人感到痛心。

四、疏浚大运河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一条极其重要的交通运输线，用生命线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元末明初之际，由于战乱等原因，大运河遭严重破坏，河道淤堵严重，许多河段都已无法使用。朱棣当上皇帝后打算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为了给北京的紫禁城营造工程提供交通支持，他下令耗费巨资疏浚并扩建大运河，在他的诏令推动下，大运河很快就重现了昔日水波荡漾的景象。虽然朱棣疏浚大运河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民生，但无论怎么说，大运河的疏浚对当时明朝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这件事也算得上是朱棣的一件功绩。

五、郑和下西洋
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奉朱棣之命率领庞大的舰队进行远洋航行。郑和船队远至爪哇、印度、非洲之角和霍尔木兹海峡，让西洋诸国对大明王朝的国力之强盛感到惊羡不已。用《明史》上的评价来说那就是“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当时明朝舰队无论是在舰船尺寸、技术水平，还是在舰船数量方面都拥有难以超越的优势，在各方面都足以令一百五十年后才出现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相形见绌。因此，无论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此事都算得上是一件宣扬大明国力以及传播中华文明的重大功绩。可是，令人感到无比遗憾的是，原本有能力称霸四海的明朝却主动放弃了航海事业。到了明朝中期，大明王朝竟落到了连沿海地区倭寇都难以对付的地步。明朝的航海史就这样成了一片生锈的合页。
结语
纵观朱棣在位期间的这几件大事。五征漠北、占领安南的事迹言过其实，真实意义远没有许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大；下令编修《永乐大典》、疏浚大运河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所以算得上是功绩；郑和下西洋是朱棣在位期间的最大成就，中华帝国的软实力输出在当时达到了巅峰，之后的万邦来朝盛况就是由此而来。但就事论事，无论上述哪件成就，与历史上那些公认的好皇帝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还是存在很大距离。
此外，上文中提到了朱棣的五件大事，还有一事没有提及，那就是当时明朝的百姓生活状况。朱棣所干的这些大事，每一件都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在朱棣统治下的明朝百姓生活其实是非常艰苦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一位叫邹缉的官员上书，其中写道：“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从这道奏疏中就可以看出，当时所谓的“永乐盛世”只是明朝统治阶层的盛世。而在“盛世”光环之下的百姓却是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因此，如果问朱棣究竟是不是一位好皇帝，恐怕只能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了。
参考文献：《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