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尘的介绍

1. 喻尘的介绍

喻尘，男，1973年5月出生，河南人。1995年7月起从事媒体工作，先后为多家媒体服务，上千篇报道发表于报刊，因最早和长期对河南血液污染感染艾滋病问题的系列报道等，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致力于对社会问题、民生、公共领域关注和报道。2005年初，为南方都市报工作。2012年6月，时为南都深度新闻部主任的喻尘离职。当月，喻尘出任《新商务周刊》杂志执行主编。现居北京。

2. 喻尘的个人经历

1999年，他26岁，在河南一家不大不小的报纸当记者。从信阳市采访回郑州的路上，他没有按照老习惯坐汽车，而是登上了硬座车厢，这注定了他和另一群人的相遇。 驻马店那一站，上来了4个衣着干净神态拘谨的农民，在车厢里瞅了瞅，坐在了他身边的空位。“咱到北京后先找XX，他能带咱们到XX医院。”4人中的一位男子说话了。 他们告诉他，四人无一例外全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在他们的村子里得这种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经有人因此死去。县里的医生说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但没说明白是什么病。他们的家人也染上了病，只不过家里一下子凑不够太多的路费，只能让他们先到北京去看看情况。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他们说出了所在村庄的名字：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文楼这个村庄的名字。这时，它还是豫南一个很普通的、无人注意的村庄。当时，河南大面积感染艾滋病毒的消息已经在媒体中间流传。他很快就猜出来，那4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人，就是艾滋病人。那种原来觉得遥不可及的疾病正在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上蔓延。1999年11月12日，一个极度平常的日子。他沉默着坐上了开往上蔡县的长途汽车，想去调查个究竟。临走前输了三瓶抗毒性能强的药液。这个注定改变他命运的日子，凉风吹拂，残阳如血。在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之后，长途车到达了上蔡县城。在县委招待所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第二天一早，来到文楼村。从上午9点算起，到下午的5点多，总共8个多小时的时间。他接触了至少8个艾滋病人，听他们讲述“卖血”的故事，见到了无一幸免的家庭，透过车窗，看到田野里大片的新坟，据说埋葬的都是年轻人……因为涉及到卫生防疫，经过多方的妥协，11月25日，采访到的情况最终印成25份高层内参。此后，如石沉大海，波澜不惊。期待中的转变没有发生，这让他感到焦虑。他决心公开发表文章。2000年1月18日，春节到来前的几天，“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的报道在《华西都市报》特稿版公开发表了。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而且迅速被上百家中外媒体转载。文楼村震惊世界。 文章刊出之前，他对编辑的惟一要求是，署上自己的真名。这或许不是聪明的选择，但他决心这么做。事情总得有人承担，如果他不站出来，可能会波及整个报社。 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用原名来报道艾滋病。 2000年的春节刚刚过完，正月初八，过年的气息还在大街上到处飘洒。准时回到报社上班的他被“开除”。实际上，报社递交一份开除情况处理文件之后，将他留了下来，但必须改用一个新的名字。他给自己取名喻尘。原来的名字随着那篇报道为人传颂，现在，他必须忘掉它。他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将自己埋葬》。8个月后，一次正常工作变动，他来到出版局和朋友合办了一个财经类的报纸。同时，他坚持去他想去的地方。“我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坚持。我总觉得有种力量驱使我必须做下去。”一位来过文楼村的医学专家告诉他，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的人生活在豫东南的很多个村子里，不仅仅是文楼村。现在，喻尘要去探访这些村庄。从2000年8月，到2001年9月，这是悲壮的一年。这一年，他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走访了30多个艾滋病村庄，经常和艾滋病人在一起聊天，一起吃饭，看见本来应该安居乐业的村民们被折磨得没有希望。每个村庄基本都是从1999年开始大批量死人，到2001年有很多村庄的青壮年死去了一半。他看见春天还在院子里晒太阳的24岁年轻人因病毒发作骤然死亡。和艾滋病人在相互推让中被划破了虎口，鲜血直流……与死亡和惊恐走得太近，被外来的力量干扰太多，这让他变得有些麻木。“当一种东西成为了日常，你觉得他一点都不可怕。”他不断提醒自己，必须跳出来，不能让太过沉重的故事压在心头。“支撑自己的完全不是激情，而是一种工作状态。”他寄托了一个希望：“只要把第一句真话说出去，肯定会有人跟着说第二句、第三句……真相会报道出来的。”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拯救他们。 这一年，他写了十多万字“河南农村艾滋病问题报道”，发表了一部分，更多的一部分没能发表。悲壮的一年结束得有些滑稽。2001年8月，新闻系统举行学习和考试，他没有及格，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开除。8月23日，晚上，他带着剩下的几千元积蓄，坐火车来到北京。第二天，在报刊亭买了一份报纸，赫然写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承认河南艾滋病问题。“我被开了，然后河南艾滋病得到了承认。否定了一个，肯定了一个，这么巧合。这么滑稽。” 2004年11月18日，北京现代城咖啡厅靠窗位置，初冬的午后阳光下慢慢品尝着一杯卡普其诺雪糕，他笑声爽朗、说话不假思索，伴随着有力的手势。似乎，离开河南时的内心悲凉已经远去。今年4月，北京艾滋病民间组织“爱之行”十周年纪念会，他宣布，基本上已经淡出了艾滋病问题的报道。 “很多事情，要敢于放下，不然会很累。”他喝一口冰水，“荣誉？没考虑过，我希望永远在台后记录，作为一个记者，最大的回报就是把报道做好。”他承认，艾滋病报道是他记者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影响他的生活。“那几年抹去了我性格中的很多东西，让我变得冷静，对生不留恋，对死不畏惧。”“在生活中我胆子很小，有时也说谎。”他绘声绘色地举例子说明。“但在你能说真话的时侯，你就要坚持到底。” 来北京后，在《中国社会导刊》当了两年记者，前不久刚刚换了一家报社。但他却说，因为没有受到专业训练，不懂什么是职业记者。

3. 喻尘的采访经历

喻尘曾在河南省与安徽省交界的地方采访过一位姓石的农民，他和他的老婆是被发现的这个地方最早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的老婆在1999年初就已经死去了。1992年夏天，老石的老父亲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在村子北边的公路上，司机弃车跑了。老石夫妇把父亲送到医院里，医生说，得交钱才能进行治疗。他说，我没钱咋办啊，得先用药啊。大夫说，不行，没钱就是不行。老石难为得在医院里大哭起来。有人走过来指点道，想弄钱还不方便？你只要肯就行了。他赶忙求教这人，那人说，你可以在医院里卖血嘛，还是用医院的钱治你父亲的病。就这样，老石在医院里卖起了血，一个人每天卖上一次是不够交医疗费的，所以，他的老婆也加入了进来。老石夫妇染上艾滋病毒的惟一途径就是在医院里卖血的一个月。老石的老婆死后，他们的家成了一个孤岛，四周的邻居都搬走了，老石突然发现自己被抛弃了。 记者听说过有媒体同行去“艾滋病村”采访，村里的艾滋病人向他们索要钱财，就问喻尘。他说：“人们到了那个村都会自觉地往外掏钱，村民们也是来者不拒，慢慢地，在村民们看来，这好像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采访或者是调查情况，就得给钱，所以在一些人看来，他们就是‘无赖’。”要钱的人是朝不保夕的。他们渴望生，而害怕死。维持生命需要钱，但他们没有，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挣到钱，他们在无奈中选择的只有‘讨要’而顾不上一点‘面子’。即使这样，钱或许能够延续他们的时日，但留不住生命。”对于即将举行婚礼的那对恋人，喻尘很同情，但却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新闻人应具备的兴趣。他更关注的是那些在贫困的农村因卖血而无辜染上艾滋病的人们，他说他在一个叫北苇坞的村子，遇到过24岁的小风，他是村里发现的第一个艾滋病病人。春天，他到村子里去看小风，那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发病之后，小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撵”走，尽管她并不愿意走，但小风很坚决，她只能哭着抱孩子回了娘家。夏天，喻尘在去看小风时，他已经死去两天了，被埋在了离村子很远的一块荒地上。喻尘说：“相比之下，在城市的艾滋病者懂得利用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来自救，但那些穷困的人们呢，本来他们是想用一种方法来摆脱贫困，结果却遭遇了一场比贫困更可怕的灾难。”几天后，喻尘将再去看那些连贫困的生命也将不再持久的人。他还是一家民间艾滋病救助组织的志愿者。其实，从喻尘第二次走进那些被阴影缠绕的村庄起，他就已经不仅仅是一名媒体工作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