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主张什么思想

1. 管仲主张什么思想

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当然，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历史局限。如为齐桓公创立霸业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改革中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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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问管仲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管仲登上相位，挂印理政后，把“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作为治国强齐的重要原则，并倾毕生精力建构起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体系。 （1）组织管理。一是创造了新的“国”“鄙”二轨制，推行了一套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编制组织。管仲对周代的乡遂制度加以损益，通过“国分为三”、“鄙划为五”的办法，使全国建立起层层负责、分级管理、服从中央的体制，为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奠定了组织基础。这种“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形势》）的社会编制组织，既能加强人们的同乡意识，同国意识，又能以宗法意识巩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以乡土意识维系国，从而达到安国之目的，保证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二是对民采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点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业”。所谓“分居”，就是士、农、工、商各自“群萃而州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官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所谓“定业”，就是“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士之子恒为士（《国语·齐语》）。”职业父死子继，世代相传。管仲认为分居的好处有二，第一是防止“杂处”。民不杂处则言不咙，言不咙则事不易；民不杂处则不见异物，不见异物则不迁。事不易，民不迁则社会有序，社会有序则国安，国安方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则国富，国富方可称霸。第二是便于教育。人们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学到从事本职业的知识技能。管仲认为“定业”的主要功能是按照社会的分工和统治者的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把每个社会成员按一定比例固定分配在社会各个部门，以便使社会这架大机器正常运转。 （2）选贤任能。管仲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人是重要的，有了人才可以治理国家、发展生产、创造未来。他一方面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治国者要把对人才的培养作为长远战略目标，统筹安排。因而，管仲规定了选贤的程序和原则，提出了“三选”制度。另一方面重视人才的标准。一要有“德”。“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作为君主的“德”，就在于以国家社稷为重，行仁义之政。一般人的“德”，就是要树立“仁义”的道德规范。“仁”，就要“非其所欲，勿施于人”。即人所不欲不要强加于人。“义”就要对亲属孝悌慈惠，对君主恭敬忠信，对外公正有礼，对自己静心克制，对国家任公御敌。二要有“才”。“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形势》）”。即有作为的人才，能够不固守古法，顺应时势，勇于创新。第三，重视对人才的正确使用，一是量才使用。“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形势》）。”二是破格录用。卫国人宁戚，出身卑微，很有才学，未被人用，管仲就极力向桓公推荐，拜为大夫。三是排斥献媚取宠者。管仲向齐桓公指出，易牙杀子，开方背视，竖刁自宫，都是些居心叵测的人，万万不可亲近。 （3）法德并用。管仲认为法德在治理国家中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二者可以并用、互补。法是治民一众的规范，行政施令的法宝。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禁奸邪”、“禁淫止暴”、“治国使众”。德是统一人们思想行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要通过教化，因势利导，以化其恶，以养其德。因此，在法治方面，管仲强调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项工作。“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任法》）。”意即君主立法后，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原封不动地推行到士农工商四民中去，使人们了解、执行。同时，还提出法律先行、法律公开、法律对等、执法以“公”、执法从严等多项主张，保证司法工作正常而有效地推行。在德教方面，提出“国有四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理论，并对其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把法律的有关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和习惯，就会“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小匡》）。”这样，就能减少犯罪，形成有利于人君统治的社会风气，国家稳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2、善本起末的经济思想。 以粮食生产为本，多种经营,有节制地发展工商业，是管仲治国宏伟规划中的基本经济思想。 （1）以粮为本。管仲认识到，粮食既是人们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众的重要途径和成就大业的物质基础。“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人作为生命的有机体，维持自身生存及种族的繁衍是第一需要。有了粮食，人们就有生存的保障，社会就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没有粮食，人们就会因饥馑而外流，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如何发展粮食生产，管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第一，坚持“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牧民》）的基本原则。“务在四时”，就是指粮食生产的过程，必须遵循自然界变化的客观规律，不误农时，抓紧抓好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尤其是春播与秋收。“守在仓廪”，是讲国家一定要把粮食收进来，并做好储藏工作，国家真正掌握对粮食的控制权。这“一务一守”，从动静两个重要环节把握住了粮食的生产。第二，推行具体可行的农业政策。一是采取“地均以实数”与“均地分力”的措施。“地均以实数”，就是国家对土地要加强管理，核正实际可耕地的土地数量，土地大小多少瘠沃等自然状况都要掌握好，然后，根据土质地利，进行适当折算。“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楚棘杂处，民不得入，百而当一（《乘马》）。”“均地分力”，就是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这样，地利就能充分利用，人力就能充分发挥。可见，“均地分力”是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二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农业。在农忙季节，国家不让农民服徭役，也不要征兵打仗。管仲提出，在春耕大约二十五天时间里，让人们都回到地里劳动，国家发放贷款，支持播种。他强调，“四务”，即春、夏、秋、冬农业所需的东西，国家都要准备好。第三，“除五害，以水为始。”影响农业生产的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瘟疫、虫灾这五种灾害，“水最为大”，因此，“除五害，以水为始（《度地》）。”从而，把修筑防止水害工程作为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建立起严密组织领导，制定了具体措施，进行经常性的水利工程建设，保证粮食丰收。 （2）多种经营。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种植桑麻。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来源，没有充足的蚕丝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纺织出锦、绣、绢帛。因此，管仲继承齐国种桑养蚕的历史传统，制定出具体政策，扶持桑麻种植及养蚕业的发展。规定在房宅左右要种植桑麻，支持妇女养蚕、纺织。传授土壤知识，指导种麻。每年阳春，养蚕能手给予奖励。采取这些措施，使齐国的养蚕业迅速发展。二是饲养六畜。管仲把养六畜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给予充分重视。对六畜饲养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规定：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麋、鹿、牛、马的牧场。在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给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同时，建立固定饲养场，设立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提升一级。这样有利地调动了人们养六畜的积极性，促进六畜兴旺。三是多种瓜蔬。蔬菜瓜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视瓜菜生产。“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四是植树造林。管仲对国家土壤性质、地势作出细致分析，提出了植树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与杨柏树，保护堤坝。限制入山林砍伐时间，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奖励植树有功者。“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五是发展渔业。管仲任政于齐，积极要求发展渔业生产。他提倡国家对沿海渔业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合适的征税政策，使生产与销售连为一体，大大提高渔业生产的效益和渔民的积极性。 （3）起末禁末。“末”即“末业”、“末事”或“末作”，可以简单理解为泛指手工业或商业。在管仲心中，粮食生产是国富的根本源泉，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必须作为立国“本事”抓好，不能动摇。但是，当“工商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民趋利而耽农业时，就要提出“末产不禁，则野不辟”；当粟少国尚不富，为国富民强，则要求人们“禁末产，止奇巧而利农事”。这说明，“禁末”是有特定范围和前提条件的。这其中就包含着不是单纯“禁末”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末业”不影响“本事”，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关系这样一个深层的思想。管子认为，“商之于国，非用人也（《奢侈》）。”“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禁藏》）。”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商人为获利，千里迢迢，不辞辛苦，调补余缺，若善于以利引导，可使其利国利民。但由于经商贱买贵卖，财多利大，往往会诱人弃农经商，使社会上出现“野与市争民”的矛盾。对此，需要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削减商贾之利，抑制其盲目发展。这种，采取因势利导、合理协调的方法，对经济的正常发展是必须和有益的。 3、爱民顺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为本，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要求，并使之与齐国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措施中去。 （1）顺民利民。顺民利民，就是指统治者施政立法应当顺民心，从民所欲。管仲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臣下》）。”即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由于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想要争夺天下，必须争取民众的拥护；想要成就王业，必须从民欲，顺民心。他坚持“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九守》）的政治原则。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这就是说政策法令的好坏，要以是否符合民心来衡量。管子认为，要做到顺应民心，从民所欲，一是在实践中了解民情，时刻注意关心民众的疾苦。“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来绝，我生育之（《牧民》）。”民众厌恶忧劳、贫贱、灾祸、死亡而喜欢安逸、富贵、稳定、生存。那么，国家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就应顺民众的这种心理要求。二是采取“予之为取”的政策。“予”是指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对民众采取的一种宽惠的政策。“取”则是获得民众的支持，达到经济上富国、军事上兵强，政治上称霸的目的。他们根据人们好获利而恶夺取的普遍心理，采取一种“取之无形，予之有形”的隐蔽方法。“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然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国蓄》）。”这样，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2）爱民恤民。爱民恤民，就是指统治者要以民众为轴心，忧民众之所忧，急民众之所急。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即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振其穷”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即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厚其生”是“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即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究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输之以财”是“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变关市、慎将宿。”即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滞积的特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迎送往来。“遗之以利”是“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即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宽其政”是“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即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九惠之教”在《入国》中有详细的说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有“掌老”、“掌幼”、“掌孤”、“掌养疾”“掌媒”、“掌病”、“掌穷”、“掌困”、“掌绝”的官，深入百姓，随时了解实际情况，为百姓解决具体问题。实行了这些政策，使幼有所养，老有所终；孤残有助，鳏寡有居；贫困得济，烈士得祭，民众承蒙恩惠，无不喜悦，从之如流。 4、重德教民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管仲继承和发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1）物质生活决定伦理道德。管仲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自觉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伦理道德形成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命题。并对此从足民富国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上做出深刻论述。“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禁藏》）。”衣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是一日不可缺少的。人们首先在物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才能对精神生活有新的追求。管仲在道德起源上，坚持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立场，为他的伦理观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2）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管仲不仅论述伦理道德形成的社会物质原因，而且，对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牧民》中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也就是说,维系国家命运的有四大纲纪，缺了任何一条，国家就会不稳。如果缺了四条，国家就会灭亡不可挽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维系国家的四大纲纪，就是指“礼、义、廉、耻”这四个方面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盲目求进；有廉耻，就不会掩饰过错，不会趋从坏人。“礼、义、廉、耻”皆备，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行为就会自然端正，邪乱之事也就不会发生。这样，才能国泰民安。反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 （3）社会教化的基本要求。管仲认识到，形成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思想，其基础和前提是“仓廪实”，“衣食足”，但是，只强调“仓廪实”，“衣食足”，还不够，必须进行社会教化。就是在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教民“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五辅》篇提出“义有七体，礼有八经”。义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这“义”的七个方面内容，民知之方能中正，中正方能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所以，义是不可不行的。“礼有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如果上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没有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国家必然陷入混乱。所以，礼是不可不重视的。“廉耻”是指内心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牧民》）。”因此，通过教诲和启发，“养之以化其恶”、“明之以察其生”，使人弃恶行善，清除无度欲念，修行内心，这样方可正气上升，行为端正。 管仲的治国思想，除上所述，还有军事、文化等方面。这一些在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就是对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1、有利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现代社会的全面发展。 管仲上任伊始，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治理国内的混乱贫穷。管仲从实际出发，不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而是坚持社会调查，使国情、民情尽在胸中，大胆提出“政不履旧”的观点，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深刻改革，制定出“乱世称霸方可自存，欲称霸必富国强兵，富国强兵需要民心安定”的治国方略，做出了很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有力地促进了齐国的发展，使齐成为大国。今天，落实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朝着“小康”社会的目标奋进，上文所论及到的管仲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民本思想、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内容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2、有利于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管仲的民本思想适应了社会变革和统治者的要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推动作用，受到后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贵君轻”、朱熹的“盖国以民为本”及唐代魏征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都渗透着管仲民本思想的精髓。今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注重以人为本，着重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这是新形势下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具体体现。坚持“以人为本”，一要满足人的正常需求。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二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有人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的目标是既要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又要摆脱愚昧，实现以民为主为标志的政治文明现代化，以及精神文明现代化。而实现这些的关键是有赖于人的现代化。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放在主导地位。三要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实现。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很多旧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3、有利于实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我们既重法治又重德治。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同时，也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市场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不少对道德建设有消极影响的因素，如金钱观念、享乐观念、利己观念导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由功利性导致的在处理个人与社会、集体和国家利益冲突时位置的颠倒；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和就业岗位的多样化使某些人在道德选择面前产生困惑，影响正确、进步道德标准的建立，诸如此类的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不良思想、观念和行为，单靠法制是不能完全解决好的，还必须靠教化和德治，使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克制这些不良行为和消极因素，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古代的管仲在法德治国和社会道德教化方面所提出的主张及具体做法，以及管仲本人不畏社会非议，不计个人得失，不求爵禄和财货，只图齐国强盛的高尚情操，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4、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民族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带有本民族特点的外在体现。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质，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中的艰难险阻，不可能创造灿烂辉煌的文明，也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古代，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个体层面上，它常常表现为“理想人格”，即古人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人格境界（包括进取有为、团结友爱、自尊自重、无私奉献等）。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民族精神发挥着巨大的道德潜能。社会层面上，它集中体现为“理想社会”，即生机与活力、和谐统一、独立完整、尚德昌盛、绵延永长等。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民族精神又以观念的形式发挥着巨大的驱动力、凝聚力，鼓舞着人们为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3. 管仲的思想主张

管仲的思想主张是以富国强兵，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管仲的法律思想方面主张“天道”与法律相结合，改革旧礼与创立新法，并举以法统政、礼法并用，以法律手段推行军事、行政以及商业政策，促进富国强兵。

管仲（前723年～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后代。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

管仲的外交主张，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为了使齐桓公成为诸侯之长，管仲在外交上协助齐桓公做了许多努力。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向齐求救，齐国救燕。

4. 如何看待管仲及其思想？

管仲是齐桓公继承王位的绊脚石，却也是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霸”的肱骨之臣。
为什么他可以作为对手存在依然可以身居高位，而他则会对曾经的竞争对手忠贞不二，励精图治？
其思维的根源所在，就是他们都是儒教的道家祭司阶层人物，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念，他们的“道”相同，能够“志同道合”。

当时的周王朝，应该属于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周天子既是儒教教主，也是天下共主，是“儒教教皇”，各诸侯国国君就是各地获得分封的“儒教主教”，管仲等重要大臣相当于“儒教神父”。
虽然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为王位大打出手，但是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儒教主教”的“桓公”身份，管仲马上就可以放弃一切分歧进行辅佐，齐桓公也可以不顾一切分歧加以任用。
管仲的核心思维是“尊王攘夷”，以周天子这个“王”（儒教教主）为领导核心，对不服从管理的方国予以征讨，就是说，周天子是儒教的“武林盟主”，齐桓公的齐国相当于儒教的“左护法”，周公旦的鲁国相当于儒教的“右护法”，管仲则相当于儒教统治下齐国的“大长老”。

当时可能管仲最多被称之为道家的法派思想先行者，传统道家的道派应该是提倡“母神”统治的，皇太后有相当大的处置权，如秦国那个开疆拓土的芈八子，因为“万物负阴而抱阳”，而法派基本思想是扩大“父神”掌制，推崇帝王这个“父神”有绝对的掌控权，为了创造“父神”的权威，讲究“言出法随”以法造神，讲究“装腔作势”以势造神，还讲究“装神弄鬼”以术造神，就跟我们现代社会研究如何树立孩子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基本类同。
其实，传统道家道派对于法派来说，是存在压制作用的，自管仲起，“父神”意识的觉醒是开端的，打开了封建帝王的权力之门，所谓道家道派的“（爸爸的）妈妈当家”终究比不上直接的“爸爸当家”。

秦始皇时期反抗“妈妈”约束进一步加剧，因为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明显不像其他太后一样有重要的国家作为娘家，无法实现“负阴而抱阳”，而为了防止扶苏的母亲依靠楚国的支持掌控秦国，秦始皇也就终身未立皇后。
最后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反对其祖母窦太后和母亲王太后控制朝政，汉武帝与儒家的董仲舒实施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道家势力彻底拉下朝堂，确立了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中国就此告别了“母神”（皇太后）统治思维，进入了“父神”（帝王）统治思维。

5. 管仲思想主张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微管仲，吾披发左衽已！”。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管仲的传记，载於《史记·管晏列传》。

6. 管仲的三个基础

1 贱不能临贵
  
 其实管仲在上任之前，就已经提过非分的要求了，原话是“贱不能临贵”，意思是说，身份卑贱的人没法管理身份高贵的人。齐国当时有国氏、高氏两个世家大族，树大根深，头衔显赫，管仲的顾虑确实在理。所以齐桓公直接让管仲做了上卿，相当于国家总理，比任何人的职位都高，但没想到一段时间之后，齐国还是老样子。
  
  
 2 贫不能使富
  
 换别人在管仲的位置，但凡还有一点自尊心，都会引咎辞职，但管仲给出了一个理由，原话是“贫不能使富”，意思是说，自己虽然贵为国家总理，但属于破格提拔，一步登天，所以就职时间太短，还没攒下什么钱，人一穷就没有派头，支使不动那些富人。
  
 齐桓公真是倾尽全力来支持管仲，一听说这个理由，马上拨款，把市场上全年的税收赐给管仲。
  
 3 疏不能制亲
  
 但没想到，管仲的治理还是不见成效。齐桓公又去问理由，管仲也确实有理由，原话是“疏不能制亲”，意思是说，自己和齐桓公并不沾亲带故，只是被聘任来的职业经理人，支使不动齐桓公的那些三亲六戚。这种理由怎么看怎么像是存心刁难齐桓公，但齐桓公还真想得开，血缘虽然改不了，但可以认干亲嘛，从此尊管仲为仲父。
  
 前边讲过，古人用伯、仲、叔、季表示排行，“仲”的意思是老二，“仲父”如果直译的话就是“二爸”。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等于和管仲认了干亲，把管仲当成叔父对待，自降身份，矮管仲一辈。
  
 就这样，齐桓公先后给了管仲贵、富、亲三件法宝，管仲又有权，又有钱，还是国君的二爸，从此终于可以在齐国说一不二，大展拳脚，带领齐国走向繁荣富强，帮助齐桓公成为天下霸主。
  
 这就意味着，对于国家总理而言，奢侈的排场不仅是应得的，而且是必须的。
  
 这个道理确实很有心理学的依据，毕竟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拜高踩低是本真的天性。如果员工家境好，开着法拉利来上班，还经常把车停在领导的二手奥拓旁边，领导就算能够克服心理障碍，想要摆一摆领导架子，但这样的员工怎么可能好管理呢？不要说以盈利为目标的现代公司，就算是宣扬四大皆空，教人戒绝贪念的佛教，也要靠高大的庙宇和金光闪闪的佛像来唤起人们的敬畏感。所以我们才会在历史上不断看到，就算有平民英雄改天换地，也总会打出天命的幌子，而一个新生的王朝为了稳定人心，也会大兴土木修建宏伟的宫殿。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这个道理普世通用。